浙江經濟發展堪稱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歷史軌跡的生動縮影。

改革開放以前，浙江國有企業基礎薄弱，在全國各省份中，國家對浙江的投入相對較少；改革開放后，浙江憑借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經濟，“想盡千方百計，歷經千辛萬苦”。

而今天的浙江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位居全國前列，鄉鎮企業成功改制，民營經濟蓬勃發展、厥功至偉。

四十年來路，浙江有過怎樣的“潮頭故事”？今天，俠客島推薦一篇原浙江省省長、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柴松岳講述的口述歷史，與諸島友一起，回首那段難忘的奮斗歲月。

柴松岳

產權

浙江人很了不起。當時社會上流傳著“四千精神”：走遍千山萬水，說盡千言萬語，想盡千方百計，歷經千辛萬苦。而浙江的鄉鎮企業就是這樣從各種渠道尋求發展。

當時浙江煤炭、鋼材很短缺，山西糧食很短缺，浙江人就把浙江的大米用火車拉去換山西的煤炭，把舟山的黃魚和帶魚拉去北方換鋼材。步鑫生講得很形象，他說，國有企業是頭“豬”，喂它多少吃多少；大集體企業是只“雞”，撒一點米，沒吃飽它自己還會去找吃的；鄉鎮企業是只“麻雀”，完全是靠自己去找吃的。

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，鄉鎮企業發展到了一定規模，一些弊端就暴露出來了。原來鄉鎮企業的產權分為兩種：村集體和鄉集體，資產分別歸村委會和鄉政府管理。我們調查研究后發現了許多問題，如廠長是鄉政府、村支部任命的，廠長完全聽命于鄉政府、村支部；還有其他類型的產權不清等。

20世紀90年代初我還是副省長。當時有很多群眾來信來訪，說鄉鎮企業鄉長、鎮長當家，實際上廠長是聽命于鄉長、鎮長的。一次我到浙江諸暨一家企業調查，廠長給我看了十幾張白條子，比如鄉里要某項開支就寫張1000元的條子，鄉長或者鄉黨委書記開張條子寫“某人是我的親戚或朋友，他想到你廠里來工作，請你好好安排”等等。這樣的條子是必須執行的，不然廠長就難當了。甚至鄉、村領導家里的紅白喜事都要到鄉鎮企業去報銷。

這種情況持續下去，企業還能辦得好嗎？企業的專業性很強，有經營問題、銷售問題、市場問題、生產技術問題，都是很專業、很復雜的。沒有科學的管理制度，在市場競爭中是難以生存的。

鄉鎮企業出現了這些情況，不少縣級以上領導，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很著急，他們認為鄉鎮企業的改革方向就是改革它的產權制度，明確產權。政企分開，落實權責是關鍵。

在當時的形勢下，抓緊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鄉、村集體企業改革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。我們因勢利導，以省政府的名義下了個文件，對指導思想和基本要求作了規定：

第一條是摸清原始資本，弄清楚哪些資產是鄉、村集體的，哪些資產是職工集資的，哪些資產是屬于信用社的貸款；第二條，借鑒溫州、臺州地區股份合作制的經驗進行改制，股份合作制就是明晰集體資產、職工持股、金融借貸關系，鼓勵職工現金持股，鼓勵經營者、業務骨干多持股；第三條，信用社的貸款用法律的形式明確，它和企業的關系是債務關系，不是股權關系；第四條，原有的企業資產要經有資質的資產評估機構依法評估；第五條，改革方案要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大會討論并獲多數通過。

這個政策出來以后，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很高興。結果，省政府文件一下去，兩三個月時間，鄉、村集體企業一下子全都改制了，真是像干柴烈火一點就著，都說省政府這個文件好，比較好地解決了政企分開，使企業能依法自主組織生產經營。

從1994年夏省政府下發文件起，到1997年這三年多的時間里，浙江省的鄉鎮企業發展突飛猛進。1998年年初，老省長沈祖倫跑到我的辦公室說：“松岳，報告你一個好消息。農業部統計數據已經出來，1997年浙江鄉鎮企業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已超過老大哥江蘇。”我仔細看著報表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，那時候我們兩人都有一種豐收的喜悅！

 

鄉鎮企業“異軍突起”

質量

鄉鎮企業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，就是產品質量問題。20世紀80年代末，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嚴重損害了溫州乃至浙江的聲譽。

 有一年6月，溫州一位市委副書記陪我到蒼南檢查工作，晚上住在蒼南縣委招待所，洗澡的時候大家都赤膊，我也赤膊。他看到我的皮帶都鉤破了，就說：“柴省長啊，你怎么這么艱苦啊，你去買一根新的嘛，我們這里的牛皮皮帶很便宜的。”我說好的，吃了晚飯以后就讓他陪我到蒼南市場去看看，我當時也想看看市場。

 到了蒼南市場之后，一看市場里皮帶很多啊，一條一條真漂亮。我拿了一根皮帶問老板：“是真皮還是假皮？聽說你們溫州有假皮！”老板說：“同志你不好弄錯哦，這個是真皮??！”我說：“多少錢一條？”他說：“5塊錢。”我說： “5塊錢一條是真皮??？那也不會是牛皮吧？”他說：“真皮！真牛皮！”我再反問：“豬皮吧？”他說：“絕對不是豬皮，是我們溫州大批量生產的真牛皮！就是便宜。”

 我問溫州的副書記，他說沒關系，一般不會亂說的。我當下就說：“好，那我就買一條。”我把我那條破皮帶拉出來扔掉，給了他5塊錢。這條皮帶看起來是不錯。那時蔡惠明就說：“5塊錢一條的黃牛皮皮帶？沒這么便宜吧？”我說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他們說是真的，那大概就是真的吧。”

 

 那是6月份的事情。后來到了8月，我和省財政廳和交通廳兩位女副廳長到北京出差，住在浙江駐北京辦事處。8月天氣很熱，工作人員把我套間里的空調開得很足。剛和她們聊了兩句，我就打了個噴嚏。一打噴嚏，“壞了，我的皮帶斷了”。

 8月份，穿得很單薄的，我又不好意思對著兩位女副廳長說皮帶斷了，于是就捂著肚子說你們坐會兒，然后就往里間走去。她們大概以為我拉肚子了。我進去以后，把門一關。我把皮帶拉出來一看，里面是一層馬糞紙，外面用破布包起來，再用膠水粘起來，最后用塑料壓起來，看起來像真皮的。哎呀，當時沒辦法了，皮帶沒有了，我就到處找。后來還好，賓館房間的陽臺上有曬衣服的塑料繩，我就把那條塑料繩解下來，權當腰帶。最后我把襯衫拉到外面遮住里面的塑料繩。

副廳長她們還沒走，她們以為我拉肚子了，問我是不是肚子不好。我說不是肚子不好。她們問我那為什么捂著肚子進去??？我說是皮帶斷了。她們笑死了。下午只好叫我的秘書去買了條真皮帶。

 

1999年12月15日，奧康董事長王振滔在杭州火燒假冒溫州鞋

 從北京回來之后我就發火了，我在全省打假會上叫溫州表態，也把自己的遭遇給講了。下面哈哈大笑。我說這件事是真的，不是道聽途說，假冒偽劣產品竟然騙到本副省長身上來了。溫州出席會議的市領導非常不好意思，第二天就專門讓一個干部給我送來了一條真皮皮帶，說：“這是我們書記、市長給你賠禮道歉的，請你一定要收下。”后來我也不客氣，說：“收下！通過這件事，我也收下你們打假的決心。”后來溫州真不錯，舉行了全市大動員，還把劣質的鞋、劣質的皮帶、眼鏡什么的在武林廣場上堆了好多，當眾一把火給燒掉了。

 后來朱镕基總理來浙江檢查工作，總是跟我講：“柴松岳，你們浙江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太厲害了！一定要想辦法禁止。”我說我在抓，就把我們開會動員整頓的情況跟他講了，另外我還把我這個皮帶的事情跟他講了。他哈哈大笑，說：“你這個是報應，報應。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騙到你這個管工業的副省長身上了，你才引起重視，我過去跟你講了幾次你還不當回事。”我說：“我還是當回事的，不過這件事情讓我印象太深刻了。”

 后來朱總理走到哪里就把這件事情講到哪里，不過他把這件事情講歪了，當時我是打了個噴嚏才把皮帶繃斷的，他卻說，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到了什么程度，竟然騙到了浙江分管工業的副省長柴松岳的頭上，柴松岳的皮帶用了還不到一個月，他放個屁就把皮帶給繃斷了。大家哈哈大笑，這下子全都知道了。

 后來吳儀同志到浙江來，她說：“柴松岳，镕基同志老說你放了個屁就把溫州的皮帶繃斷了。”我解釋說：“不是放屁繃斷的，是打噴嚏繃斷的，他弄錯了！”吳儀哈哈大笑說：“打噴嚏和放屁都差不多的。”我說：“你回去就跟朱镕基總理講，說柴松岳有意見，要讓他糾偏。”

 吳儀真給朱镕基總理講了，朱總理就說：“糾什么偏，上面出氣，下面出氣，不都是一回事嗎？”這都是笑話啊，我想告訴大家浙江經濟發展是怎么過來的。

 

圖為美國紐約時代廣場，義烏廣告向世界發出“奇跡中國商貿義烏世界小商品之都”的聲音

勞模

 對于民營企業，雖然通過改制，產品質量有很大提高，但是大家對他們的認可還是要有個過程。1999年，評省級勞模，具體工作由省工會負責，報省政府批準。

 那時候我已經是浙江省省長了，等副省長葉榮寶把名單確定好送到我辦公室之后，我拿起來一個個看，想：“怎么民營企業的老總一個都沒有??？”我印象中有許多很有名的民營企業老總，像南存輝啊，胡存中啊，還有蕭山的徐冠巨啊。富陽也有一位老總，名字記不得了，只記得那年長江發大水，他企業也不大，把一年大概200多萬元的利潤全部捐獻出來用于救災。

 當時我就簽了意見，我說：“榮寶同志，請你考慮一下，浙江民營經濟占了那么大比例，對國家作出的貢獻，無論是上繳國家的稅金，還是安置社會就業，民營企業都功不可沒。他們為社會、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很大，特別是一批優秀民營企業家。為什么評勞模的時候，沒有一個是民營經濟的代表？今年請你考慮，有代表性的民營企業家要評省級勞模。”葉榮寶就去跟省總工會商量，因為具體工作是省總工會做的。他就把我的批示給省總工會的同志看，說希望有優秀民營企業家的代表，不過數量多少可以考慮，這是政府對他們的鼓舞和認可。

 省總工會的同志說不行，他們說請示過全國總工會，全國都沒有的，所以不能評，主要是對民營企業家的性質有不同意見。多數人認為他們的性質是資本所有者，資本所有者就是資本家，資本家怎么可以評勞模？這是混淆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和道德線。

 

當時我就發火了，我說：“民營企業家是資本家？誰給他們戴的帽子？”中國民營企業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。道理很簡單，中國現在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，民營企業創造的社會財富，特別是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稅金，解決了大量的社會就業問題，這些都是國家現時急需解決的難題，尤其是他們生產的物質財富，客觀上是為共產黨執政服務。歸根到底，他們是為鞏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，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家，他們創造的物質財富，歸根到底是為鞏固資本主義根基服務的，這是根本區別。

 后來我就把這些情況和我的想法向張德江同志匯報，他說：“這不是小事，尤其對浙江來說，是很現實的問題。”德江同志很重視，召開省委書記辦公會議專題討論，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見。就這樣，在浙江出現了民企老板當省級勞模。

 這個問題從理論到實踐，打破了原來的禁區，浙江是全國第一家。后來《人民日報》頭版登出來《浙江省省政府決定評民營企業家勞?！?。報道說，這是柴松岳省長批準的。這下全國轟動了，北京一本雜志說：“沒有想到，一個省委副書記、省長理論水平這么低，把資本家算進勞動者，而且還評了勞模，混淆黑白”，批得我夠嗆。

 當時《人民日報》理論部給我打了個電話，說，“柴松岳同志，知道你承受了很大的壓力，你有什么話要說，我們可以為你申辯。”這使我非常感動！但是我后來想，為這種事情去申辯沒什么意思。

 我打了個電話向他們表示感謝，我說：“我對這些攻擊人的話，不在乎。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敲門。確實我工作也很忙，沒時間、沒精力跟他們玩這一套。”這是1999年上半年的事情，后來到了1999年7月1日，江澤民同志發表“七一”講話，我就“解放”了。